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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中每位医生的用药之道不尽相同，但有一定的标准。比如，用药讲究效果，效果好坏不仅成为评价一名医生是否合格和优秀的标准，也成为一种药物是否有效的标准。所以，医生用药如同将军指挥千军万马，用得好有撒豆成兵之效；反之，则万千兵马如同粉。
早在1583年，作为药理学家和学者的帕拉斯尔萨斯就说过一句极其中肯而精彩的话：“只有剂量能决定一种东西没有毒。”直到今天，这句话仍不失其意义。中国民间有句俗话，“是药三分毒”，也从另一方面提醒人们，用药并非韩信点兵，多多益善。
最近，美、英一个专家小组对中国临床治癌效果作了充分的肯定后，又中肯地指出临床上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药物用得过多和过杂，尤其是化疗药物，对病人造成了极大负担和伤害。这个研究小组尤其强调，在中国对肝癌的化疗用药不仅品种多而且剂量大，比美、英一般用药量多一半。而实际结果是，肝癌病人的死亡率不仅比国外高，而且即使能达到有效治疗，患者的存活期也不过一两年或两三年。相比之下，国外的肝癌病人的治愈率不仅高于中国的肝癌病人，而且一般存活年限也比中国肝癌病人多一倍，至少是五六年。
问题的关键恰恰是在用药。有人认为，国内外肝癌病人的治愈率和生存年限的差异是医疗技术差异、药品质量高低造成的。英、美等发达国家医疗技术高于我们，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是调查后的情况和解释恰恰相反。国外对肝癌病人的用药（品种）和治疗技术与中国国内基本一致。但恰恰是在用药方面有不一致。这个不一致是他们的用药一般都比中国要少1/3到1/2。
肝癌本来就极大地损害了肝脏的功能，而药物又要通过肝脏来分解，如果这时再对病人大剂量用药和用多种药，负担极重的肝脏无法分解太多的药物，大量的化疗药物就对肝脏造成新的损害。许多肝癌病人并非死于癌症，而是死于药物中毒。因此，一些专家自然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对肝癌或其它疾病，用药宜少而精，方可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用药过多和剂量过大的最大副作用，是病菌形成极强的抗药性。所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较量结果不仅影响人的健康，也恶化了生态环境。结核病在今天重新流行原因很多，其中结核病的抗药性是重要原因之一。过去治疗结核病，病人要服4种药，每天要服16片药。经过2个月后再改为每天服用9片药，要服4—6个月。这样的结果不仅繁琐和麻烦，病人无法坚持，而且使结核菌形成了抗药性，难以治愈。
世界卫生组织（WHO）在许多年前就提出了简化用药的方针，把治疗结核病的用药减少到每天服3—4片。这种方法的名称叫做多种少量药物配伍疗法（FDC）。实验证明这不仅有效，而且能防止结核病的抗药性，更能减少结核的传播和蔓延。但是不知什么原因，这种方法一直未被世界各国采用。直到今天，结核病在大肆泛滥之时，简化用药方法才被重视，而且被世界许多国家采用，结果表明效果极好。
同时世界卫生组织认为，对于一些危害极大的传染病，如艾滋病、疟疾等，也可以通过研究，定出量少但有效的多种少量药物配伍方法进行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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